我父亲原来姓易，胡姓是后来从南京到延安去，地下党的黄楠森（北大哲学系教授）给他改的。也是父亲的继母的姓。

我们这一支易姓的祖宗原籍山西太原府，元末避难于滇、后入川。在四川富顺赵化镇的九云砦乡聚族而居。在大石母有一个易姓宗祠，每年清明节，当地易氏摆酒席几十、百把桌，祭祀祖先。九云砦是一个建造在石岩上的大山寨子，这是族人为了躲避“棒老二”（明火执仗的强盗）的避难所。我的的祖父大家庭住的地方叫“官儿咀”，是一个由两个四合院组成的砖瓦结构的大宅子，有正房、厢房、花厅等大小房屋几十间。背后是一幅茂密的青杠林的山坡，前面即沱江。

沱江是四川四大河川之一，两岸丘陵起伏，江面宽阔，水流平静。父亲从小在江边玩水，练得一身好水性。所以后来我们兄弟都从小会游泳。前两年，我每到一地，必找地方下水，无论是江、河、湖、海。非典前的一年，在北京小汤山宾馆开会，偌大的一个标准游泳池，就我一个人孤独地游来游去。

祖父是川大前身成都大学政治系的首届毕业生。校学生会主席，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成都学联主席，曾带领学生冲进当时四川省教育厅长万克敏的公馆。文革时，我也曾“带领”造反派一卡车的人冲进贵州省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公馆，那年我十一岁，正坐在家门口玩，被手持武器头带钢盔的人叫住，问贾公馆在哪里。那些年头，为革命者带路是光荣的。

祖父才华横溢，不仅英雄爱美人，聚了校花为妻（祖母胡佩玖，中文系生，后来成为我的国学启蒙老师），而且一毕业就被张表方（张澜）任命为成都蜀华中学校长。硬是将一所很差劲的军人私立学校，造就成了一所成都青年人人都想读的名校。他的理想是办成上海中学、扬州中学、甚至南开大学那样的风气的学校。可惜他三年之后即积劳成疾患肺结核而英年早逝。张表方挽辞“志宏而气锐，心细而貌魁，宜其腾达于政治，而仅以办学试其才。江安以之病，蜀华以之死，吾惜乎斯人之遽逝------”云云，凭此语知祖父真长得帅。后来查近代报刊，有一本叫《蜀风》，竟然有他的一大册纪念专辑，学生很多写了悼念文章，写祖父去世的那几天，去家里吊唁的学生前后有二三百人之多，哭啼声、呼唤声，响起在屋子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祖父有一年夏天在家乡养病，晚风和畅的傍晚，携继祖母与我父亲，包一条打渔船，泛波于星光之下。一边消暑纳凉，一边看渔夫打鱼，打着鱼就呼将来，在船上现杀现煮，其味鲜美无伦。江水清澈，游鱼可数，沱江的肥沱、岩鲤、退鳅，都是父亲儿时记忆中的无上珍品。

中学即能背《莎翁乐府》的父亲，后来同时考取三所大学，两所理工科，一所文科。却遵继祖母之命，择文弃理，念了中央大学政治系。也许继祖母潜意识中要投射她的亡夫想像于父亲身上，可惜她错了，父亲学政治真是决定性的误会。父亲太渴望母爱了，后来就把他的母爱想像转移投射。就这样离开了长江，鞋底里藏着黄楠森给他开的北平地下党城工部介绍信（是一张用隐形墨水写的钞票），历尽艰辛奔赴了解放区。接下来又从解放区南下贵州，从此离开了水，他似乎就永远就失去了灵气，娶到我母亲算是他的最大成绩，大半生好像都过得比较拘谨。

也许是家族命运中鱼水缘还未尽，冥冥之中，大学毕业，我竟跑到安徽长江边的芜湖去念了一个研究生。那年放寒假回家之前，从长江边买了一条齐人腰的大青鱼，腌制风干，提回家给父亲过年吃。记得在汉口轮船转火车，有半天空馀，小件寄存处不存大青鱼，苦了我提着那大家伙，晃悠晃悠，在武汉街头逛商店，把好多售货员都吓坏。可惜拿回去，父亲只嚐了一口，说是“比起我们家的江团（肥沱），硬是差远喽。”次年更行更远，跑到上海来念博士，从此再不离江海之畔。虽然是从沱江入长江入海，可是那气象格局，竟反不如易家老祖一二也。所以，也常常在风和月白之仲夏夜，想像着沱江那一只打渔船，上面坐着我那“志宏而貌魁”的政治学祖父和他的校花妻子，以及清水中可数的肥沱与退鳅。

（原载《古典今义札记》，海天出版社，年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