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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上海的宁波商帮崛起之逻辑

朱荫贵

[作者简介]朱荫贵，年在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（与东京大学合作培养），同年入选为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”，—年在东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，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聘为研究员，年兼任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年起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；长期从事中日近代化比较、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，代表性著作有《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——轮船招商局与三菱·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》《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》《近代中国：金融与证券研究》《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》等。

摘要

近代上海开埠以及西方势力进入后，作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工商业城市，它随之也成为一个中外杂处、五方汇聚的移民城市。即使从商帮的角度观察，先后就有粤商、晋商、徽商、苏商等多个商帮进入，也使得上海成为近代中国人口数量最为庞大的工商业中心。此后，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，宁波商帮力压其他商帮和群体，成为近代上海华人群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存在：首先，该群体人口数量达百万，产生了众多著名的工商经济界人物，如“五金大王”叶澄衷、“火柴大王”刘鸿生、“医药大王”项松茂等。其次，在代表上海工商业者利益的团体组织中，宁波人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，到年被改组为上海市总商会的二十七年间，先后换届十八次，其中宁波籍的严信厚、李厚佑、周金箴、朱葆三、宋汉章、虞洽卿、傅筱庵共十四次当选总理（会长），总任职年限达二十三年。再次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，上海二十多个客籍商帮人数总和中，宁波帮人数占到七成，广东帮约占一成，其他各帮约占两成。宁波商帮在近代上海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，背后有着其他商帮所不具备的三大特点和优势：一是与其他移民团体相比较，他们在上海建立了依托于地缘、血缘、业缘为纽带的带有强大互助性和公益性的同乡组织。该组织削弱了贫富等级的差别，将宁波人牢固地团结成一个有相当凝聚力的群体。这个群体有组织、有经济实力、有实业和金融作为支撑，并且与上海租界领导层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力。二是宁波商帮的产业群体与宁波金融业联系紧密，二者相互协调、调度和彼此渗透支持，使其抵抗经济起伏和金融动荡的能力大为增强。三是利用和依托上海位居中西交汇的地利之便，充分发挥引进、吸收进而创新的经济后发优势，创办和创新自己的行业和品牌，进而在中外工商业的激烈竞争中获取市场和份额。正是这三大因素的相互影响、相互推动、综合作用，成为宁波商人在近代上海崛起的前提和保障。

关键词

近代上海宁波商帮崛起原因

近代上海既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中心，又是一个移民城市。在众多移民中，宁波移民群体组成的“宁波商帮”是傲居于粤商、晋商、徽商、苏商等多个商帮之上最成功的群体。首先，该群体数量庞大，清末已达四十余万，20世纪20年代后达百万之众，产生了众多的著名工商经济界人物，如“五金大王”叶澄衷、“火柴大王”刘鸿生、“医药大王”项松茂等。其次，在代表上海工商业者利益的团体组织中，宁波人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，到年先后被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、上海市总商会的二十七年间，共换届十八次，其中宁波籍的严信厚、李厚佑、周金箴、朱葆三、宋汉章、虞洽卿、傅筱庵共十四次当选总理（会长），总任职年限达二十三年。再次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，上海二十多个客籍商帮人数总和中，宁波帮人数占到七成，广东帮约占一成，其他各帮合占两成。

作为一个区域性商帮，宁波籍商人为何能在近代上海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取得如此耀眼地位？学术界的研究多归因于地缘邻近上海，宁波人有闯劲、讲信用、有传统等等，而对于以地缘、血缘、业缘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宁波团体组织与宁波商人间的互动，宁波商人之间、宁波商帮各行业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则